玻璃钢穿线管

早在数月前，比尔盖茨和夫人梅琳达宣布了离婚的消息。有书君很是震惊。

然而，有书君并不想八卦这件事情。因为对梅琳达来说，她从来不将自己定义为成功男人的伴侣。

近年来，她从幕后走到台前，在今年首度出版半自传体《女性的时刻》，讲述她作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席主席，20年的公益故事。

从女性生育自主、受教育权、家务劳动、童婚问题到职场性别歧视，梅琳达亲自走入每一个议题，出入的地方不是富太太们热衷的高档的餐厅、奢侈品店、度假胜地，而是议题所在的非洲、印度、缅甸、孟加拉等边缘地带。

“梅琳达们”在前面开路，只是为了让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，占据与男性并肩的位置，同时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这让她更加与众不同，也更令人尊敬。

那些被噤声的女人

2013年，埃塞俄比亚。

瑟拉姆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看上去不过十二三岁。

但她已经嫁人了。

有一天，她一早起床做饭、打扫、取水，像往常一样帮妈妈筹备一个派对。

当宾客们到了，父亲突然把她叫到房间通知她：“你要结婚了，这个派对是你的婚礼，今晚是你的新婚之夜。”

瑟拉姆吓得魂飞魄散，她冲到门口想逃跑，可是父母早有准备，一把拉回她，把她摁到素未谋面的丈夫身边逼她行了礼。

派对结束后，瑟拉姆被丈夫带回家，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村庄，开始了家务缠身的一生。

那天，她只有十一岁。

这是凯瑟琳2013年在埃塞俄比亚访问时听到的故事，她感到震惊和愤怒，是的，童婚，这种对女孩无比摧残的封建恶习，依旧存在在现代文明社会中。

更可怕的恶习，还有割礼。

在肯尼亚，大多数马塞族的女孩，命运早已在出生的那天注定。

父母先会送她到小学读书认几个字，青春期时中断她的学业，对她进行女性割礼——即为确保女孩在结婚前仍是处女且婚后保持忠贞，割除一部分性器官，以免除其性快感。

然后嫁给父母安排的相亲对象。

这种对女性骇人听闻的摧残虽然在很多国家已被禁止，但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年的资料，在参与调查的29个非洲和中东国家中，女孩接受割礼的的比例比30年前仅仅低了1/3。

在你想不到的地方，对女性的伤害，每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过，甚至很多歧视与偏见，压制与摧残伴随她们一生。

在刚果，“种地的几乎全是女人”，女人无偿地承包挑水、捡柴、做饭、家务、养孩子等所有工作，但所有男人都享受着理应如此，甚至他们不让女人先于自己吃饭。

这样不公的状况并没有因为所在地的发达程度而改善，纵观全球，女性从事无偿劳动的时间平均是男性的两倍，不过各国的数据差异很大。

譬如印度，女性每天进行无偿劳动时间是6小时，男性不足1小时。

而在美国，女性平均每天花4小时从事无偿劳动，男性平均只有2.5小时。

即使在福利和素质很高的北欧国家挪威，女性每天无偿劳动时间也比男性至少多0.5小时。

在无偿劳动方面，没有一个国家做到完全平等。

这意味着，女性一生平均要比男性多从事7年无偿劳动，大致相当于一个人完成本科及硕士学业的时间。

因为，有时女性无法赋权，并非因为她们真的懦弱，而是生存环境和无偿劳动，让她们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发言。

她们渐渐抬起头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意识的觉醒，即便在贫困、落后和恶习深重的国家，也出现了勇敢争取为人权利的女性。

有一次，梅琳达基金会一行来到了印度一个村庄，那里的人们，终日生活在六英尺高的垃圾堆里，以捡垃圾卖垃圾为生。

有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索纳，递给工作人员一只用垃圾堆里材料自制的鹦鹉玩具，当工作人员感谢她时，她盯着他们的眼睛说：“我想要个老师，您可以帮我。”

当被问及，索纳的母亲说：“除非能去上学，否则我们孩子还是会重蹈覆辙。”

直言不讳表达需求需要勇气，索纳无疑说出来母亲不敢说出的心声。

梅琳达在与女性的交流的过程中发现，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教育可能是唯一改变命运的渠道。

女性教育对女孩最大的改变，在于重塑她们心中的自我。

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些还存在割礼的地区。

有一位叫卡卡尼亚的女孩，她的梦想是成为老师。

她的梦想显然不符合父母的预期，于是她与父亲做了约定：她愿意接受割礼，但父亲不能逼她早婚，必须允许她继续上学。

得到父亲的承诺后，一个当地老太太当着全体街坊四邻的面用生锈的刀为她进行了割礼。卡卡尼亚当下血流如注晕了过去。

三周后，她如愿回到学校。毕业时，她获得了去美国攻读大学的全额奖学金。

可是奖学金里并不包含机票。当她回村寻求帮助时，村里人说：“奖学金应该发给男孩子啊！”

教育，不仅仅给了卡卡尼亚挑战传统的勇气，还给了她顺势而为的智慧。

卡卡尼亚于是每天早上就会去村里一位一言九鼎的族人那里敲门，恳求并承诺如果他愿意帮助她去美国上学，那么她一定会回来建设家乡。

最终，她凑够了机票钱，来到了美国。

当年那个为了梦想忍着血泪奔跑的小姑娘，如今在美国拿到了教育学博士学位，进入了联合国工作。

谈起过去，卡卡尼亚依旧泪流满面：“教育应当是我的权利，而不是需要用身体交换的机会。”

于是她按照约定回到家乡，决定建设一所女校——入校的女孩可以免费得到资助，唯一的条件是：家长不允许在校期间对其割礼和童婚。

这样挑战传统的举动虽饱受争议但最终被同意。

村里一位老者感慨：“村里也有几个去美国读书的男孩，愿意回来帮忙的只有卡卡尼亚一个女孩。”

在很多女性生活的社会，自她们出生那天，社会就一次次告诉她们：你们一文不值。

而卡卡尼亚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也改变了家乡的文化，让更多女孩能够获得机会。

要抵御一个你憎恨的文化，最有利的武器莫过于，让自己变得强大。

对女性进行投资

下面我们来说说梅琳达。

在成为比尔·盖茨的妻子之前，她毕业于著名的杜克大学计算机系，刚毕业就收到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巨头公司IBM的offer，是科技界凤毛麟角的女工程师。

她却选择加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微软，九年后，她成为主管信息产品的总经理。

从大学时期和男生一起写编程到微软女高管，梅琳达的勤勉、上进与理性从不输给任何人。

如果说做过最不理性的决定，就是怀孕后为了孩子离开工作岗位。

虽然丈夫事业越做越大，一度蝉联好几年的世界首富，但在梅琳达与比尔·盖茨的关系中，平等、互相协作的婚姻一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。

梅琳达从微软辞职后，开始在基金会做管理工作。

她将目光投向那些深陷贫困中的国家，因为那里的女性往往被推向边缘，成为社会的局外人。

梅琳达亲自走近那些在挣扎生存的女性。

在非洲，她遇见一个怀抱着新生儿的母亲，上一秒刚分享完分娩成功的喜悦，下一秒就对梅琳达说：“我对这孩子将来唯一的希望，就是你把他领回家去。”

这里贫困生活的女性，因为没有自主选择生育的权利，往往面临着无休止的生育。

为了寻求一支避孕针，女人们背着孩子和干粮走了几十公里的路，但回家却面临着丈夫的毒打和社会的指责，即使他们已经吃不上饭，养不起孩子了。

停止怀孕，不仅是对她们自身，对孩子和家庭的未来，都是最好的选择。

亲眼目睹这一切后，她发起了自主计划生育，“基金会必须把普及避孕药具作为重中之重”，让生育成为女性自由的福音而并非贫穷的诅咒。

保护女性，帮助母亲保护她们的子女，成为了梅琳达迫切想要做的事情。

1999年年末，梅琳达发起了基金会的第一个全球项目，设法降低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。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，就是在全球推广一套基础疫苗。

自1990年以来，它使全球的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，从每年1200万人降低至600万人。

之前提到的那位想要老师的小女孩索纳，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帮助索纳一家完成了取得合法公民的注册手续，将索纳送进了政府资助的学校。

如此受益的不仅是索纳，还有同村的其他孩子。

梅琳达不仅关注基础教育，也关心着这群女孩子的未来。

她成立了科技公司PivotalVentures，帮助底层有能力但无资源的女性，尤其是来自少数族裔的女性，进入科技行业，帮助那些本以为无出头之日的女孩，发挥用武之地。

梅琳达从不认为自己与众不同、高人一等，相反，她常常被“教育”。

有一次，她在老挝与缅甸边境附近考察，一位拥有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、专攻艾滋病的流行病学专家直言不讳地问她：

“如果你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女人，你愿意为养活孩子牺牲到哪种程度？”

梅琳达还没想好答案，对方先一步打断：

“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？我已经在这生活了两年，很清楚自己有哪些选项。我会去当性工作者。要让孩子们吃饱饭，这是我唯一的办法。”

这让她对每一位与之交谈的女性都心怀敬意：

“我最重要的老师并不是在西雅图见到的那些专家，而是这些女人和女孩，她们在各自的城镇接待我们，与我们谈起她们的梦想。”

女性的梦想，成为梅琳达的梦想。

女性，成为梅琳达最骄傲也最不计回报的投资。

二十多年来，梅琳达走遍世界，她的基金会为女性们所做的一切公益行为，为她们争取平等的权益，只是起点，并非终点。

因为人类的终极理想不是平等，而是联结。孤立的平等毫无意义，消弭人与人的隔阂，才能汇聚向上的力量。

这种力量，就是女性的时刻，就是未来的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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